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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2年華人傳播學研究﹕大陸以外地區[1]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 ] 本文主要是对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华人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进行审视,进一步指明未来华人社会的传播学研究方向。首先,作者用树作为比喻来界定传播学研究的领域,并且用这个传播树来阐释以上领域的传播学研究。其次,作者分别考察了三个体制健全的中国传播学会的历史和研究现状,这三个协会是ACCSCCACCS,它们总体上可以反映以上地区的传播学研究现状。最后,本文论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及海外华人传播学者和学会应该通力合作,从而得以在这个全球化社会中生存,并为它作出贡献。

[关键词] CCAACCSCCS;传播学科界定;全球化

                                          壹、前言

   
「傳播」或「溝通」本是一個古老的概念。自從有了人類,經由某種媒介來傳遞訊息,以獲取或滿足各種需求,即是每日活動不可缺乏的現象。對「傳播」或「溝通」這個概念 較有系統的討論,在西方可追溯到亞裏斯多德的《修辭學》一書。在東方,尤其是中國,雖然像《修辭學》的著作未曾出現,但零零星星有關溝通或傳播的論述,在易經、道德經、四書、韓非子、荀子等著作裏卻處處可見。在實行方面,從傳統中國社會裏的用語,更可看出傳播的活動早已自成一個體系。譬如,和正式傳播相關的概念有傳、播、揚、流、布、宣、通、遞等用語。這些傳播活動的進行,通常又經由詔、敕、呈、奏、表、議、諫、書、檄等管道來完成[2]。這種正式的傳播系統,顯示出中國傳統的傳播體制呈現了定於一尊的格局[3]。在非正式傳播方面,則大多表現在口語的溝通上,而且顯得更加的活潑與多樣性。韓非曾就此在《說難篇》歸納了口語表達的十二難[4]。這些流行在普羅大眾間的非正式溝通活動,有說、講、論、誦、詠、唱等類。至於說服的運用,則普遍地存在正式與非正式的傳播領域。
   
然而,縱使傳播活動在人類發展史上乃是司空見慣之事,且不乏學者加以論述,傳播學真正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與高等教育裏的系所,則是二十世紀之後的事[5]。這是因為十九世紀工業化、都市化、與教育程度的普及等重大的社會變遷,在西方所產生的一種需求[6]。經過一個世紀在傳播、英語、與新聞學三個領域之間的糾纏不清與折衝尊俎的發展,如今這三個領域已都成為獨立的科系,具備了一個學門自當具有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英語與新聞學在中國發展也甚早,傳播學方面則只注重大眾傳播學,傳播學其它的領域則到最近幾年才開始引入,而且大致上只侷限在台灣與香港兩地。這可由陳世敏的研究得到印證。陳世敏分析五十年來台灣有關傳播學出版物的內容,發現「廣告、行銷與消費行為」,「媒介實務、新聞專業知識」,「大眾傳播」,與「新聞學與新聞媒體」四個項目,高居發行量的前四名,總共佔了所有發行量的60.4%。「人際傳播」,「傳播哲學」,「組織傳播」,與「口語傳播」四項則敬陪末座,合起來只佔總出版量的1.2%。這些數字比率,說明了台灣地區傳播教育與研究內涵的不完整性[7]
   
傳播學在台灣、香港、與幾年來大陸慢慢發展的同時,也有一批華裔學生、學者旅居海外,特別是美國,接受傳播學教育與訓練之後,繼續留在地主國從事教學教育與研究工作。他們對整個傳播學領域或華人傳播學的發展與貢獻,也產生了傲人的成果。由於大陸地區已另有專文討論,本文乃針對台灣、港澳、與海外華人傳播學的研究,特別是近三年來的發展,做一個分析與討論。

                                   
貳、領域界定

   
傳播學研究雖然在二十世紀初即已經開始,但一直到六0年代中葉,才真正鞏固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傳播學一方面滲入了新聞學,特別是在量化研究上,給新聞學帶來了一股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則結合了和英語系息息相關的演辯(Speech)領域而形成了所謂的演辯傳播系(DepartmentofSpeechCommunication)。八十年代之後,因時勢所趨,大多數美國大學把演辯傳播系改為傳播系(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以表現出更大的包容性。本文所著重的就是這個獨立於英語與新聞系外的傳播學領域。
   
為了界定傳播學這個領域,我們可以用樹來做個象徵或類比,也就是把傳播學當作一顆樹來看待。這顆傳播樹的主幹就是「傳播」(Communication)本身這個概念,通常以「傳播學概論」、「傳播理論」與「傳播研究方法」三個科目為主。這顆傳播樹長有六大枝幹﹕人際間傳播學(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小團體傳播學(Small Group Communication),組織傳播學(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公共傳播學(Public Communication),大眾傳播學(Mass Communication),與文化間傳播學(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8]
   
作為溝通或傳播之本的人際間傳播學,主要在探討發生於兩人之間的互動過程。其研究主題,集中在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發展與建立。在這個由陌生、相知、好友、到知己的關係發展途中,人們所面對的諸如信仰、態度、認知、衝突、自我表露、吸引力、溝通能力等問題,都是這根枝幹的綠葉,為瞭解人際間傳播學與其他各枝幹所必須學習之主題。其中的信仰、態度、與認知等概念,側重在「自我」這個個體的理解。由此我們看到了心理學對傳播學的貢獻。也因如此,不少傳播學者認為「自我傳播學」(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也該列入傳播學的一環。
   
小團體傳播的形成,至少須要有三個人參與,至多則不超過十五人(有些學者主張到二十一人)。因其界於人際間與組織傳播學之間,故有時被併入兩者之一。不過小團體與人際間或組織傳播學比較起來,仍有其獨特的研究概念。譬如,人際間溝通的網路通道為一條,但人數一增加到四人互動,則有了六條網路通道。其他像團體的凝聚力、團體規範、決策、領導統禦、與會議技巧等概念,都是小團體傳播學的重要內涵。從小團體傳播的領域,我們看到了社會學對傳播學的貢獻。
   
組織傳播學的目的在於研究一群人為了達到某種共同目標,而生活在一個各具權責義務的有機體內彼此溝通互動的過程。由於組織是一種制定化的結構,權責的劃分與貫徹,成了完成目標的必要條件。由這個層級結構建立起的組織系統,引發了相當複雜的互動機制與其他相關變項的滲入,因此提供了組織傳播學諸多可探究的概念。譬如對組織系統本身的研究,高低階層之間的互動,問題解決與決策過程,生產力與員工士氣,經營與管理的措施,權力與策略運用,不同組織之間的衝突與合作,與公關(Public Relation)等,都是組織傳播學探討的對象。從這些研究的主題,我們看到了商學院裏的管理、市場學等領域對傳播學的貢獻。
   
公共傳播學則是目前大部份傳播學系裏課程佔最大比率的領域。這個潮流雖然漸漸在消退,但因為它是代表了西方文化演辯(Speech)的傳統,其重要性在西方教育系統內勢必持續著。公共傳播學又稱為修辭或語藝傳播學 (Rhetorical Communication),它以口語表達為基點,發展出了一個包涵了理論與實際的龐大領域。首先是公共演講學(Public Speaking)。這是美國大學通識教育的主要課程之一,在很多學校是所有學生必修的科目。再來是修辭分析與批評,特別是對演說辭的鑽研。其次是說服(Persuasion)的研究與訓練。演說、修辭、與說服三項的整合,產生了許多相關的科目,譬如政治傳播學(Political Communication)、辯論(Debate,Forensics, Argumentatioin)、社會運動學(Social Movement),口頭闡釋學(Oral Interpretation)、文化研究或批評(Cultural Studies or Criticism)、與媒體批評(Media Criticism)等皆是常見的科目。由這些研究的內涵,很明顯的可以看出英語系對傳播學的貢獻。
   
大眾傳播學則與媒體有直接的關係。基本上,傳統的印刷媒體歸給新聞系處理。傳播學領域所側重的是電子媒體(Electronic Media),主要包括收音機、電視、與電腦網路。這是很實用的一個領域,與學生畢業後是否能直接找到工作有很大關係。因此主修傳播系的學生,有很大比率選擇這條途徑。這也是傳播學教育中長久以來在理論與實用之間爭論不休的焦點所在(包括演辯訓練一門)。以媒體為對象所開的課程,主要涵蓋了媒體生產(Media Production)、廣播(Broadcasting)、廣告(Advertising)、網路傳播(Internet Communication)媒體/資訊科技與政策(Med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cy)等。在此我們看到了傳播學與新聞學共通的特性。
   
最後是文化間傳播學。這是五0年代末,經由Edward T. Hall等人類學家的貢獻所逐漸發展出來的一個領域。廣泛而言,每一個傳播學枝幹只要加入了「文化」這個概念,就可納入文化間傳播學這個領域。細分之下,則可大致上把廣泛的文化間傳播學,分成五個次領域[9]﹕一是國際間傳播學(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狹義地定義為研究來自不同國家代表人之間的互動過程(如聯合國裏面各國代表間的互動)。二是文化間傳播學(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狹義地定義為研究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溝通的關係(如普通中國人與美國人之間的互動)。三是種族間傳播學(Interracial Communication),定義為對一個國家內多數和少數民族之間互動關係的研究(如漢人與少數民族之間的互動)。四是少數民族間傳播學(Interethnic or Minority Communication),定義為研究一個國家內少數民族之間互動的關係(如華裔美國人與德裔美國人之間的互動)。最後是逆向傳播(Contracultural Communication),定義為從種族間傳播演進到文化間傳播的過程(如當時哥倫布登陸美國時,一直發展到目前白種人與美國本土印第安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在整個文化間傳播學的研究裏,一些共通的研究主題包括了溝通與文化的關係、文化認知、文化價值觀、文化認同、文化與語言、文化間關係之演進、文化間衝突經營、文化適應、文化溝通能力、和文化間溝通訓練等[10]。在此我們看到人類學對傳播學的貢獻。
   
雖然傳播學者對傳播學領域的歸類各有不同,但基本上所涵蓋的內容大致上與前面所列舉的差別不大。從這些內涵,我們可以發現傳播學雖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受到其他不同學科的影響頗巨,可說是一門跨科際的既屬人文又屬社會科學的學科。主修傳播學的學生,悠遊涵詠在傳播學花園,通常因自己的需求,可在共修主幹的傳播理論與研究方法的科目之外,側重攻讀其中一個或多個枝幹的領域。
   
從傳播學領域的界定來審視華人社會傳播學教育與研究的發展,可做出一個結論﹕台灣、港澳、與中國大陸的傳播學教育與研究,仍然偏重於傳統的新聞學與大眾傳播學的領域。雖然在兩岸三地逐漸有拓寬到傳播學其他領域的趨勢,尤其是台灣近幾年來在傳播研究與教育方面的努力與香港浸會大學傳播系的設立,但勢力仍待加強,以便能夠改變華人社會把傳播學認為只是大眾傳播學的誤解[11]。海外華裔傳播學者在教育與研究上的貢獻,則因為在受教育的過程,歷練過較完整傳播學領域的訓練,反而呈現出一個多元的取向,較能夠能表現出傳播學整個領域的面貌。為了瞭解台灣、港澳、與海外華人傳播學的研究,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先看看這些地區,較具規模的華人傳播學組織。

                                
參、華人傳播學組織

   
海內外華人社會三個較具規模的傳播學組織,依年代區分,包括國際中華傳播學會(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CA),華人傳播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ACCS),和中華傳播學會(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CCS)。雖然除了這三個組織之外,華人社會仍有不少與傳播學有關的各種學會存在(如文化研究學會),但論規模、影響力、以及和傳播學直接性的關係,則以這三個組織最具代表性[12]
   
國際中華傳播學會(CCA)是於一九九0年八月,在明尼蘇達州首府召開的AEJMC年會上宣告成立的。與會傳播學者包括李金銓、張讚國、祝建華、穀玲玲等人,並選李金銓為CCA首任會長。依此學會章程,創立此學會的宗旨在於﹕(1)推動在中華傳播學不同領域學者與學生之間的知識交流;(2)推動與其他專業學會的合作;以及(3)推動會員間的互動。國際中華傳播學會會訊(CCA News)於一九九一年開始發行,每年兩期,報導學會活動與會員教學研究等消息(於二000年改成電子會訊)。接著於一九九二年七月在明尼蘇達州正式注冊;同年九月成為AEJMCSCA(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前身)組織會員,一九九七又與IFC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s)結盟,會員並活躍於ICA(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年會活動。除了會訊,CCA並設有CCANET(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Listserv)作為學會與會員隨時聯絡與消息發布用途(加入網址﹕majordomo@lists.cla.umn.edu)。最後,CCA的網站則於一九九七年設立(http://www.sjmc.umn.edu/cca/aboutcca.htm),為了解CCA所不可或缺的資訊來源。
   
華人傳播研究學會(ACCS)的構想,始醞釀於一九八九年幾個參加SCA舊金山年會的華裔傳播學者。這個構想一直到一九九一年,由鍾振昇、馬成龍、李文淑、陳國明、William J.StarostaLyall Crawford、與Philip Wander幾位傳播學教授,在美國賓州匹茲堡市召開的ECA(Easter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年會上的一個有關華人衝突經營與解決的研討會後,經正式討論,決定成立一個傳播研究學會。經由多位學者繼續在當年ICA芝加哥年會裏商討之後,暫時擬訂以「亞洲傳播研究學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y of Communication)為會名。於是由陳國明在當年十一月SCA亞特蘭大的年會上,召集成立大會。與會二十餘位傳播學生、學者,經四個多小時熱烈討論後,決定以「華人傳播研究學會」取代「亞洲傳播研究學會」為會名。該學會的目的在於「集結華人傳播學者共同研究,從東方人的觀點探討傳播的觀念,並促進友誼以達聯誼效果」[13]ACCS成立的宗旨頗為簡單扼要,在其組織章程裏其實只有短短一句﹕「本會旨在推動中華傳播學研究」。這句由會員推敲出來的宗旨,意在闡釋該學會的包容性。也就是說,任何對推動華人傳播學有興趣的學生、學者或從事其它行業者,皆可參與該學會的活動或成為會員。這可從ACCS目前近七十五名會員中,有將近四分之一不具有華裔的身份可看出端倪。會中陳國明被選為創會的首任會長。
   
如同CCAACCS也同時是NCAIFCA的結盟會員,但其主要的活動則在NCA年會上舉行。ACCS會員之間的溝通,主要靠四個管道。一是每年發行兩期的ACCS Newsletter,ACCS Network, ACCS 網 站(http://www.hkbu.edu.hk/~accs/)Id-Line。值得一提的是Id-Line。這個在一九九二年十月設立的網路交流站,在學術和生活上給ACCS會員帶來甚大的影響。
   
中華傳播學會(CCS)於一九九六年六月在台灣成立,並推選陳世敏為首任理事長。依此會組織章程,創會的宗旨在於「促進傳播學術交流及提昇傳播研究水準」。CCS會員約有二百人。由於台灣人才資源豐富,人力與物力集中,成立幾年來,對整個華人社會傳播學教育與研究的推廣,已展現了重大的貢獻。例如,CCS至今已舉辦了六次年會,每次會議皆有六十篇以上的論文發表,出席也都超過二百人次,而且來自不同國家。CCS除了該會的電子報與每年固定出版《中華傳播學年刊》之外,擁有一個內容相當紮實的網站(http://ccs.nccu.edu.tw)。其內容除了包括學會本身的簡介之外,還有學術活動、學界消息、中文期刊、各校博碩士論文、傳播系課程、與政大館藏圖書期刊、書目等寶貴資料。CCS的成立與努力,對華人社會傳播學研究與教育的整合,提供了莫大的貢獻。
   
綜觀華人世界這三個比較有組織的傳播學會,我們可發覺到,它們成立的宗旨,都在於試著促進華人轉播學研究與教育的發展。它們至今的貢獻也皆有目共睹。三個學會幾年來,在CCS年會上的合作,也對華人社會傳播學的發展立下了里程碑。
   
不過,仔細審查三個學會研究的重點,我們也發現有其不同之處。大體而言,CCACCS的研究取向,比較偏向於新聞學與大眾傳播學,而ACCS則較平均於前面所界定的傳播學的各項領域。這個差異,可從三個學會網站內研究出版檔案看出來﹕
   
http://www.sjmc.umn.edu/cca/researcharc.htm
   
http://www.hkbu.edu.hk/~accs/book.html
   
http://ccs.nccu.edu.tw/chtml/journal/index.htm
   
由於這三個學會的會員彼此有所重疊,會員分佈於華人不同的社會,加上彼此間的研究交流頗為密切,它們的活動與資訊,清楚地反映了台灣、港澳、與海外華人社會傳播學研究的面貌。以下就來加以分析,並進一步討論華人傳播學研究未來的走向。

                                
肆、近三年來的研究

   
為了更清楚與有效地描繪出一個台灣、港澳、與海外華人社會傳播學兩年來的研究輪廓,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個華人傳播組織的網站研究檔案之外,本文的分析主要依賴以下的資料庫與出版物﹕
   
http://www.hkbu.edu.hk/~jpowers/references.html
    ACCS
網站
    ACCS Newsletter
    CCA
網站
    CCA Newsletter
    CCS
網站
   
《中華傳播學刊》(CCS會刊)
   
《新聞學研究》
   
《傳播研究簡訊》
   
《新聞學研究》和《傳播研究簡訊》雖不屬於三個華人傳播組織的出版物,但前者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傳播學期刊,論文作者包括海內外華人學者,對瞭解華人傳播學研究具有指標與引導作用。後者每年出版四期,對台灣地區傳播學術活動與研究資訊的提供,很值得本文引用。
   
分析的資料則包括了期刊論文、出版書籍、年會論文與發表會主題、學術研討活動、機構贊助研究計劃、以及研究生研究論文。為了劃出這些地區研究的輪廓,本文不採用詳細的內容分析法,逐一地對各個單獨的研究或活動項目加以解說歸納,而使用兩個大的架構,加以宏觀式地討論﹕研究內容的類別以及研究方法和典範的取向。

一、研究內容的類別

   
研究內容的類別,以前面界定的傳播學六大領域做為基準,加以分析。以三個華人傳播學會而言,前面已經提到,CCSCCA比較偏向於新聞學與大眾傳播學。例如,《新聞學研究》二000到二00二年(63-76)刊登的論文,內容約略可劃分為幾個項目﹕傳播效果、研究方法、性別與傳播、言說與語譯分析、組織傳播、媒介經營管理、傳播與再現、政治傳播與選舉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傳播教育、新聞研究、以及網路傳播。
   
除了研究方法與教育之外,若以傳播學六大領域來分析,雖然可以看到性別與傳播、言說與語譯分析、政治傳播、與選舉研究與文化研究等項目,約可納入公共傳播學的領域,不過仔細查看後,更可發覺到大部份的論文建構在大眾傳播學這個領域的脈絡上。最後是組織傳播,雖然論文篇數不多,但頗能反應組織傳播學這個領域的內涵。至於人際間傳播學、小團體傳播學、與文化間傳播學三個領域的論文,則付之缺如。
   
《新聞學研究》三年來出版的的論文歸類,大致上可做為瞭解台灣傳播學研究的指標。例如,《傳播研究簡訊》二000到二00二來(21-31),所列的182篇博碩士論文,最少有超過八成與媒體和新聞有關,這其中有不少是關於電子媒體,特別是網路的研究。至於像《廣播與電視》、《廣告學研究》、與《廣電人》等,從刊物的名稱,即可看出論文的屬性。若是《中華傳播學刊》或《傳播文化》的論文,則反映了前面歸入公共傳播學領域的特色。另外,台灣國科會二00一和二00二兩年補助的八十二個與傳播學有關研究計劃,也反映了類似的取向,雖然其中四個計劃與組織傳播、人際傳播、面子、與談判等主題有關。最後,CCS年會內的論文發表與主題研討(panel),內容也大致與大眾傳播研究為主。但是三年來,也逐漸出現組織傳播、文化認同、健康傳播、語藝分析、文化批評等主題論文或研討會。
    CCA
網站羅列的研究活動與論文,也不外乎以新聞與媒體為主。不過,CCA雖然是一個海外的華人傳播組織,其成員的研究,諸多以中國、台灣、與香港為對象,這對華人社會的瞭解,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ACCS
會員在學術上的貢獻,正好與CCSCCA起了互補的作用。ACCS可說是一個研究風氣相當旺盛的組織,這從在幾個重要傳播學組織年會上的論文發表,和在期刊或書籍出版上可以看出。僅以書籍而言,ACCS成立以來,會員已出版了不下二十本有關傳播方面的書籍。例如,就我所知三年來就有以下幾本[14]

《談判與協商》

《簡明英漢傳播學辭典》

《傳媒批評﹕揭開公正中立的面紗》

《文化間傳播學》

《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

ChineseConflictManagement in Intercultural Context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Society

Chinese Perspectives in 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Identit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hinese Face Practice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ntexts and Comparisons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Reflections, New Frontiers, and New Directions

Chines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Many Voic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World

Asia Encounters the Internet

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期刊上的發表也不勝枚舉,John Powers在他的華人傳播學者出版目錄裏有清楚的記載(http://www.hkbu.edu.hk/~jpowers/references.html)
   
不過要真正了解ACCS會員的研究取向,則非由傳播學組織年會上發表的論文著手不可。因為期刊發表的論文與書籍的出版,總數僅佔傳播學者所有研究論文很低的比率,唯有從年會發表的論文才能窺視出華人傳播學研究的全貌。ACCS團體性的研究活動,於一九九六開始進入了蓬勃與穩定的發展期,從一九九六到二000年間,ACCS總計在NCA年會上,發表了四十一個論文與研討會,扣除了每年一次的學會會議節目,ACCS在這五年內一共發表了約一百四十四篇從中華文化角度探討傳播學的論文(ACCS Newsletter,1996-2000;NCA Convention Program,1996-2000)
   
仔細分析這些論文與出版書籍,可以發現ACCS會員的研究,和CCACCS的主要差異,在於他們的研究並不只局限於新聞學或大眾傳播學的領域。以前面所界定的傳播學領域為例,除了小團體傳播學的研究不明顯之外,ACCS會員的研究涉及了其它每一個領域。這種均衡的發展,正好可以彌補華人社會傳播學研究過於側重新聞學與大眾傳播學所遺留的空白。
   
除了研究均衡發展之外,還有幾項明顯的特色﹕
   
第一,對傳播學主幹,尤其是傳播學理論的質疑與挑戰。這個動機直接觸及了文化認同的問題,表現出來的就是質疑既存傳播學理論全盤西方化的適當性。這個趨向在ACCS尚未正式成立之前,就已經是一個明顯的訴求。多位會員不僅為文指出西方傳播學理論,因為文化對行為的牽制與影響,不能完全移植到東方社會,而且從中華文化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論說,包括從儒家、道家、佛家、與法家對華人傳播行為的影響,試圖建立傳播學內不同概念的適合解釋東方人思想與行為的理論。不少在年會上發表的這些論文或論點,後來都在期刊或書籍裏出現。
   
例如,以《易經》太極圖的動態性能,發展建立在華人文化基礎的傳播模式,並藉八卦的屬性與互動,建立了人際關係演進與和諧的理論。或以儒家思想建構組織管理的理論;或以「氣」的理論,引伸出解釋溝通的模式;或對法家在說服方面的專研,提供了一組與西方不同的理論;或從道家的觀點,提出了研究人際間溝通的新路線;還有從中華文化角度,探討談判與說服的策略原理與運用[15]。對傳播學理論是否適合華人社會的質疑與挑戰,其實也是一些台港的傳播學者同時期提出質詢的問題[16]
   
第二,對具有華人文化特色的溝通概念,深入研究以顯示與西方人溝通方式的差異。這方面的論文與著作垂手可得,例如探討佛教「緣」這個概念對華人溝通行為影響的論述;從空間安置的角度,解析「風水」的內涵,並強調將之納入非語言傳播學研究領域的可能性;對華人計策行為內容的因素分析;研究華人「特殊性關係」與「年齡資歷」在華人社會解決衝突的突出效果;報導「調解人」在華人衝突解決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與「關係」對華人說服溝通的影響;以及「面子」對華人溝通行為的衝擊[17]
   
在這個特色裏,影響最大的研究,莫過於以陳國明為首的對華人衝突經營與解決的廣泛研究。華人衝突經營與解決這個主題,其實就是最先於一九九一年在匹茲堡ECA年會舉行的研討會,之後幾乎每年都有論文繼續這條研究路線。終於在一九九八由陳國明在專業期刊(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爭取到一期特刊,專門探討華人衝突經營與解決。由於出版後廣受歡迎,於是在二000年又出一期華人在不同文化脈絡間,衝突經營與解決的過程。陳國明與馬成龍更乘胜追擊,從文化與哲學,人際間溝通,組織溝通,政治溝通,與談判等五大面向,編輯了一本以華人衝突經營與解決的書。兩期專業特刊加上一本書,總共包括了三十八篇論文。這個徹底的集體研究,不僅豐富了傳播研究的文獻,更對華人與來自不同文化人們的溝通與相互瞭解有了相當大的助益[18]
   
第三,除了理論的建立與華人文化內特殊概念的探討,ACCS會員對當今華人社會的傳播學研究與未來的走向也有了反思。這種自省的現象,來源有三。一是來自會員受到西方傳播學蓬勃與系統化研究的衝擊,二是來自知識份子的一種對自己文化的責任感與社會良心的體現,三是受到全球化潮流的衝擊,退而反思中華文化對未來人類社會的適應與可能的貢獻。這種對自我文化的反思,明顯地表現在對華人傳播學在世紀之交的挑戰與未來展望的討論,這些論文都能鞭辟入裏,發人省思華人傳播學研究的現在景況與未來走向,而且幾乎觸及了傳播學的各個領域[19]
   
第四,會員在海外學術界打拚過程的文化認同,與學者代間傳承和互助問題的討論。這是ACCS佔多數的華裔會員的一個切身與存活的問題。除了與國內傳播學者一樣,必須面對專業本身的要求之外,華裔學者身居異文化,同時也得面對文化差異所產生的不同期待與適應。這種異文化適應的過程,其實本身就是文化間傳播學探討的主題之一。因親身之經歷而投入相應之學術主題研究,實是自然不過與適當之事[20]
   
除了上述這些ACCS會員明顯的研究取向之外,另有兩個研究方向值得一提。一是對華人女性的研究,二是經由西方傳播學方法與理論,在研究華人文化上開出新路。前者包括探討華裔女性教師在課堂內,如何因文化的差異處理與學生之間互動的問題[21],與其它諸如從女性主義觀點,評論裹小腳或女性地位的研究[22]。後者以Xiao為代表,其著作從修辭演辯學角度,切入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接觸後,知識份子與思潮上對抗、納收、與創新之辯證互動的研究,成果頗豐,對文獻貢獻也不小[23]
   
綜觀ACCS創會以來的研究、發表、與著作,如前所述,可看出它們彌補了CCSCCA在研究領域上所遺留下來的空白。ACCS近兩年來的研究與活動,承襲了前五年的方向,繼續往前推進。這可從兩年來在NCA承辦的以下十四個研討會和前面列出的出版書籍看出﹕

00一﹕
1. An Examination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2. Teaching, Research, and Doing Service in American High Institutions for Chinese Professors
3. Western Influence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Change
4. Linking East and West: Comparisons of 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
5. Impact of Chinese Culture, Language, and Traditions on Modernity
6. Communication with Chi and Si: From Cultural Roots 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
7. Reflections and Reaching Out: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ACCS
8. Culture Shock, Re-entry, and Culture Identity: Issues for Those Who Live Between Cultures.

00二﹕
1. Transforming China: Contemporary China's Big Event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 An Initial Exploration
2. Key Concepts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3. Investigations of Chinese Values and Norms
4. Understanding Asia's Media Ecology
5. Cultural Changes and Impact on Chinese Communication Life
6. Confucianism, Daoism, Postmodernism, and New Media

二、研究方法和典範的取向

   
以傳播學六大領域為基準,分析台灣、港澳、與海外華人的傳播研究內容,得  以窺知台灣傳播學的研究,一向以新聞與媒體為主軸,值到近幾年來才慢慢有學者走入Speech Communication 領域的研究。港澳與海外華裔傳播學者雖起步較晚,但比較能夠兼顧到傳播的各個領域。不過,由於ACCSCCA,與CCS會員的重疊,以及學術活動交往頻繁,聯合起來審視,大陸之外地區華人社會傳播學的發展,應屬在正軌內前進。
   
除了以傳播學六大領域做為分析的基準之外,從研究的內容,我們也同時可以  審查傳播學研究方法的取向,以及典範 (paradigm)的變遷。由於ACCS CCA都成立 在一九九0年之後,其成員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與依據的研究典範,基本上與台灣同  期的發展一致。因此,就以台灣地區的發展作為討論的基礎。依據林麗雲的分析,一九五0與六0年代,台灣的傳播學研究典範,屬於軍事主義影響下的「政治控制典範」,以宣傳為主體,以美國行為主義的傳播研究為依歸。一九七0與八0 年代,以「發展理論」為研究典範的依據,側重在閱聽人、大眾傳播過程與民眾反應、以及媒介體系的表現為研究的主要反向。「批判理論」的典範則在八0年代中  期開始出現。一九九0年之後為自由化之下的「多元典範」時期。行為主義的實證  論,文化研究的批評論,以及解釋等不同典範並存共生,呈現百家爭鳴的蓬勃氣象。「多元典範」的現象,在ACCS CCA成立之後,即是會員研究的取向[24]
   
總結而言,傳播學的「多元典範」,其實就是指「發現典範」(discovery paradigm)、「解釋典範」(interpretive  paradigm)、以及「批判典範」(critical paradigm)三大種類。對典範的信仰,更直接關係到研究方法的使用。
   
「發現典範」認為一個可知的「實體」(reality) 存在著,以待人們去發現。這個典範的哲學思想,建立在理性主義、實證主義、邏輯實證論、行為主義、以及現代主義等認識論 (epistemology)的基礎之上。其研究的目的在於正確地表現出實體,因此特別注重嚴謹、有系統、與可以重復性研究的過程。為了正確地掌握到實體的再現,對研究對象的歸類 (classify)與普遍性通則(rules)或律則 (laws)的確認,乃成了必要的手段。在傳播學領域,「發現典範」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了調查法、網路分析 (network analysis)、內容分析、互動分析 (interaction analysis)、 新亞裏斯多德語藝批評 (new-Aristotelian rhetorical criticism)、與古典類型語藝批評(classical genre rhetorical criticism)等。
   
「解釋典範」認為多重實體經由社交建構(socially constructed)存在著。這個典範的哲學思想,建立在解釋學(Hermeneutics)、現象學、符號互動(symbolic interaction)、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與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基礎上。其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意義(meaning)是如何創造的,因此強調解釋過程的創造性與價值觀。為了瞭解意義,從參與者與其所處環境的角度來加以描述,乃成了必要的手段。在傳播學領域,「解釋典範」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了民族誌學(ethnography)、交談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言說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象徵語藝批評(metaphoric rhetorical criticism)、幻想主題分析(fantasy theme analysis)、與敘述語藝批評(narrative rhetorical criticism)等。
   
「批判典範」也認為多重實體經由社交建構存在著。這個典範的哲學思想,建立在批判理論(critical thoery)、解構主義(deconstructivism)、符號學(semiotics)、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與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基礎上。其研究的目的在於顯現事件的隱藏結構(hidden structure)與促進社會的變化(social change)。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凸顯或確認出,尤其是被壓迫者,歷史與文化背景下的隱藏結構,便成了必要的手段。在傳播學領域,「批判典範」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了批判民族誌學(critical ethnography)、馬克思批判主義(Marxist criticism)、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後現代批判主義(post-modern criticism)、後現代批判主義(post-modern criticism)、後結構批判主義(post-structural criticism)、與後殖民批判主義(post-colonial criticis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