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传播学自80年代初传入我国以来，众多学者对传播学最基本的一个术语Communication作了深入考究，详细注解，使“传播”一词所负载的本来涵义闻达于世，但通过对传播理论研究热运作的冷思索，我发现在Communication这一术语“洋为中用”过程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误译、误解和误用现象，因此，研讨Communication的本义及其汉语对应译名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重要，因为，概念乃判断、推理、论证的基础和思维的起点，如果一门学科基本术语概念含混，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便无从谈起!
1.Communication与汉语对应译名：“传播”
传播学最基本的专业术语“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只能从英文communication一词中正本清源，而不能从汉语对应译名(注意：不是对等译名)中去探索，原因很简单：传播学发端于美国，随后扩展至西欧以及世界其它国家。Communication尽管有口信、交通、通讯、交流、传通、沟通等诸多义项，但作为传播学中的专业术语，它仅指信息的传播、传递、交流，现在几乎所有国度都是从英文本义出发理解、使用该词的。至于物质形态方向的传播，英语具有相应表达法，如传播花粉：carry pollen to；传播病菌：spread germs；传播新技术：teach new tech等。
然而，我们有许多传播学研究人员忽略了英语Communication一词的本义而从汉语“传播”一词词义及搭配关系出发，引经据典去考证、去理解、去推断、去定义传播学中这一专业术语的内涵和划分其外延，既浪费了宝贵时间，同时也极为不妥。如果日本学者从日语译名出发、俄国学者从俄语译名出发、西班牙学者从西班牙语译名出发去诠释、去推论Communication的内涵及外延，其结果必然导致“剪不断、理还乱”的混乱局面。当然，各国学者从本族语的对应译名出发，参照Communication作为专业术语的本义，进行对比研究以求准确把握传播学中Communication的内涵是有益的。比如：汉语的“传播”一词不仅可以和“消息”、“信息”、“思想”等词构成动宾词组，也可以和“花粉”、“病菌”等词搭配，即是说传播的对象既可以是观念性的信息，也可以是物质形态的实物，因此，通过这一对比，我们知道：汉语“传播”一词的外延要大于英语Communication作为传播学专业术语时的外延，汉语“传播”一词只是英语Communication一词的约定俗成的对应译名，而不是内涵和外延完全相同的对等译名。
毕生致力于在全世界传播传播学的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十分担心Communication这一术语的多义性对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影响，警示性地指出：“我们不能责备一词多用，尤其是一个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的词语，但是，我们起码应该弄清楚，在我们使用传播这个词时，我们说的是什么。” [i]
中国人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人类一切传通经验的尝试，有着丰富的传播经验，于是，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国化”、“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观点，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如果抛开西方传播学一些专业术语的本义，而从汉语对应名词出发去研究“传播”、“媒介”、“渠道”、“受众”的内涵，势必导致产生一门不同于西方传播学的中国传播学，这便背离了我们研究传播学的初衷，同时，也不可能或不利于与西方传播学接轨。因此，我国传播学者应充分认识到：在传播学研究本土化过程中，我们不能从汉语对应译名出发去研究传播学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试想：Information在中国大陆被译为信息，而港台学者却将它译为“资讯”、“智据”，如果大陆学者从“信息”这一汉语对应词出发，港台学者却从“资讯”、“智据”这些汉语对应词出发引经据典、旁引博证，去阐释、论述、研究Information这一学科，岂不就诞生了三门密切相关然而又绝非完全相同的学科：信息学、智据学、资讯学了?
2. Communication与“传播”、“传播学”
Communication即便作为传播学中的专业术语，也有多种义项，现归纳总结如下：
①传播，传播行为；②传播过程(单数形式)；③传播学(常作pl．)；④传播技术；⑤(总称)传播人员（pl．）；⑥传载信息之物。
正因为communication既可作传播过程、传播行为讲，又可作传播学、传播技术、传播人员讲，具有多种义项，因此，在译介传播学理论著述时，一定要十分注意上下文中communication的确定含义，否则就会造成混译、误译和错译。我国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颇有影响的《传播学概论》(施拉姆等著)第一章“传播的开端”一节有段译文：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公元750至800年之间某一年那些首先乘坐独木舟登陆的夏威夷人，他们爱上了他们所看到的，并决定使之成为他们的家。在传播学的历史长河中，他们相对说来是十分先进的。”( 重点号为作者所加) 2
这里的“传播学”显然应为“传播”，因为尽管传播与人类同生，有悠久的历史，但传播学只是30年代才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谈不上“历史长河”，更何况“公元750年至800年之间的某一年”还没有产生或根本不可能产生传播学。人类有着极为悠久的传播历史，却只有一个为时甚短的传播学!
3. Communication与“传播”、“交流”、“沟通”、“通讯”、“传递”
语言研究者发现：两种不同的语言要找出意思相近、用法相当的对应词较为容易，但要找出内涵及外延全然相等的对等词却极为困难，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社会、地理、文化环境给各自语言中的词汇赋予了各不相同的含义。如英语颜色词“blue”译为汉语是“蓝色”的意思，然而汉语对应词“蓝色”却没有“blue”所隐含的忧郁、感伤之意；“龙”这一汉字在华夏子孙心目中代表着亲切，代表着力量，而英语对应词“dragon”在欧美人眼中却代表着神秘，代表着恐怖。“龙”与“dragon”“形”不相似，“神”也大异。又如“function”一词译为汉语分别为：功能、作用、职责、典礼、仪式、函数等，然而严格地说“function”只是一个中性词，当它与“negative”连用时，就只能译作“消极作用”，而不应译作“消极功能”，因为“功能”指“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重点号为作者所加)3，如果译作“消极功能”岂不成了“消极的有利作用”这样自相矛盾的表述了吗? 因此，我认为像被广泛引用的大众媒介“麻醉精神的消极功能”4这样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正确的译法应是“麻醉精神的消极作用”。
因此，传播学术语的翻译不仅应透彻“意会”其原文之内涵，而且还要推敲译名，力求用规范的汉语把它“言传”出来。
现在让我们来审视一下Communication作为the transmission or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signals, messages or data by any means(信息、信号、讯息或数据任何方式的传送或交换)5这一义项时的多种汉语对应译名。
在西方传播学理论被译介到中国来的过程中，Communication被来自不同专业的译者在不同语境下译为“传播”、“传递”、“交流”、“沟通”、“通讯”、“交通”等中文对应词，那么，这些译法孰优孰劣? 为什么我们将大众传播学中的Communication统一称作了“传播”呢? 既然“传播”这一汉语对应译名在我国传播学界已经约定俗成，那么，今后有没有可能将传播学著作中各种场合下的Communication统统译为“传播”呢?
Communication这一术语的内涵及外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据说1935年批评家兼哲学家的肯尼思·伯克给出版社送去一部著作，拟用《传播学概论》作书名，但出版商认为读者看到Communication这个词会以为是论述电话通讯的书，于是否决了这个书名，将之定名为《永恒与变化》。而今天，无论是读者还是出版商都能准确理解Communication在大众传播中的含义，Communication作为传媒时代的信息传播这一概念已深入人心了。
Communication在其词义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与不同的词搭配、用于不同的语境就会产生涵义上的细微差异。而汉语中迄今还找不出一个能涵盖所有这些不同内涵及外延、用法上也完全能等同Communication的对等词。所以，不同语境中的Communication的确切含义只有用不同的汉语译名来对应了，故而有“传播”、“传递”、“传通”、“交流”、“沟通”、“交通”、“通讯”等多种译法。这些译法只要能传达上下文中该词的特定意思，应该说都是正确的译法，都无可厚非。
那么，这些译名可以互换吗? 翻译时有无规律可循呢? 也许我们一起来追溯一下传播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会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正确把握Communication一词词义的演变，从而找出不同语境下正确的对应译名。
纵观传播学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传播学所遵循的发展道路是：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即是说最初研究信息传播现象的学科是报学，主要研究报纸业务；在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出来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的新闻学才一改闭口不谈电子媒介的作法，
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广播、电视，从而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学；随着电子媒介的膨胀和其它大众传媒的兴起，新闻学又成为大众传播学，研究范围包括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电影等传播媒介及旨在向为数众多的人提供消息、知识、思想、见解、娱乐、广告等的一切活动；随着大众传播理论研究的升温，人们逐渐意识到传播的信息传递本质，于是研究者才想到了去建立广义的传播学，这时的研究范围又扩展成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人类一切信息传播现象和活动。
通过对传播学的历史发展轨迹的简要回顾，我们不难看出：先有大众传播学，后有普通(广义或一般)传播学。因此，3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传播学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大众传播学理论。不论是哈罗德·拉斯韦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还是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传播研究》中的理论、观点，均是针对广播、电视、广告、报纸、杂志、书籍等传播媒介及其运作过程的，尽管标题及行文没有使用“大众传播”一词。这时的Communication，即大众传播学中的Communication，是从点到面、将大量信息系统传送给广大群众的活动及其过程，因此，在“传播”、“传递”、“交流”、“沟通”、“通讯”等诸多汉语对应译名中，“传播”一词便脱颖而出，因为“传”重在时空坐标上的线性传递，“播”重在时空坐标上平面的甚至立体的转移和辐射，更切合大众传媒所运载信息广为扩散的本意。因此，大众传播学中的Communication便被译成了“传播”，并已约定俗成。
对人类Communication的信息传播的本质的认识，进一步触发了人们对其它类型的信息传播研究的兴趣。于是，人们开始研究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人际传播；社会群众之间的信息活动——群体传播；社会组织，如政党、社团、机关、学校、企业、军队等内部的信息活动——组织传播，甚至将人的自我信息活动，如感知以及由感性到理性的意识和思维活动也归入人类信息传播研究范围。这样，研究一切人类信息传播行为的(普通)传播学便脱胎于大众传播学说，并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如此一来，许多大众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势必在传播学中被赋予新的含义，其内涵及外延也随之演进。比如audience在大众传播中指广大接受传播信息的群众，简称“受众”，包括读者、听众、观众。但在两个人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中，接受信息的一方便不能用“受众”来指代，因为“受众”和“群众”、“人民”一样是集合名词，不应将此人称为“受众”，正如不能将某一个人称之为“群众”、“人民”一样，这时的audience便只好用“受传者”、“传播对象”等别的汉语对应译名来替代了。又比如，大众传播中的媒介系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书籍、电影等信息载体，而人际传播中的媒介却是口语、文字、体语等；同样communication在人际传播中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失去了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中那种广为传递、扩散之意，变成了信息在为数不多的人员中的分享、传递的活动及过程，此时译作“交流”、“沟通”等似乎更合乎实际。
因此，我们将根据传播类型的不同和传播内容的不同，用不同的汉语译名来对应不同语境下的communication。我们不妨将大众传播中的Communication译作“传播”；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中的communication译作“交流”、“沟通”；将信息传播科学中的Communication译为“传输”、“传递”；将电信、通信科学中的Communication译作“通信”、“通讯”，如信息学奠基人C·E·香农194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便被译作《通信的数学理论》，因为该文从通信的角度论述了量Ｈ＝－∑ｐｉｌｏｇｐｉ在信息论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把信息看作是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
那么，将来有没有可能将所有语境下的Communication统统用一个中文词“传播”来对译呢? 我乐观地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诚如前面所述，词的内涵及外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科学进步而发展、演化的，汉语“传播”一词原有的词义必将随着传播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入人心而逐渐容纳西方传播学中Communication固有的特质，产生词义增殖、放大现象，不仅有广为扩散之原义，也会衍生出面对面信息交流、沟通之新义，从而在内涵、外延和用法上对等而不是对应于Communication，只要人们能明了汉语译名“传播”在不同语境下的确切含义，只要约定俗成，那么，用“传播”这一个词来对等英文Communication是完全可能的，诚如当今社会，没人读到计算机术语“菜单”一词会认为要去饭店酒家享受美味佳肴一样。
这里我想着重强调一点的是：目前在传播学理论研究中，许多研究人员似乎忽略了先有大众传播理论、后有(普通)传播学这一重要史实，常常从今日(普通)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模式出发，去理解、去剖析、去批判昔日(大众)传播学研究者的观点、理论和模式，不仅没有正确领会、掌握传播学研究先驱的理论精髓，反而将原有的条理分明的大众传播学理论与普通传播学理论绕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陷入自己人为制造的理论泥潭中不能自拔。因此，在阅读、翻译或研究西方传播学理论著作时，首先应注意出版的年代，弄清楚书中的理论观点是针对大众传播的、人际传播的、还是针对内向传播的、普遍(一般或广义)传播现象及过程的
培根有句名言：跛足而不迷路的人能够超过健步如飞却误入歧途的人。科学理论研究不仅需要热情和勇气，更需要冷静的思考和分析、缜密的推理和论证。传播学要想形成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体系，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重视和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如果连“传播”、“受众”、“信息”、“噪音”、“媒介”、“渠道”这些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没弄清楚，甚至弄错了，就满腔热情地忙着或抢着去从事所谓的深入研究，这便无异于健步如飞却误入歧途的人了，定然行之不远!
1 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页。
2 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5页。
3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82页。
4 《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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