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G.G.

Bailun
拜伦，G.G.
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
[]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动人之处，在于它结合了游记和抒情诗两者之长。它记录了拜伦在1809年游历西班牙、葡萄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诸国的印象，充满异国风光；而诗中的旅行者哈罗尔德又是一个年轻的多愁善感的神秘人物，他自称“早已知道人世最坏的事情”，暗示有过不可告人的罪孽，象是什么也引不起他的兴趣，而实际上他的观察敏锐，对名城胜景、风土人情都颇多欣赏和咏唱。例如对于西班牙斗牛的描写便异常出色；同时，他富于正义感，同情各民族争取自由的行动，对于暴君和异族统治者则加以抨击，在第2章之末,他向希腊人民发出的反抗土耳其统治者的号召更激起全欧的共鸣。这一切又是通过音乐性很强的富于感染力的诗句写成，因此不仅在当时显示了浪漫主义新诗歌的魅力，就在今天也仍然吸引读者。
   以后，拜伦写了一系列长篇叙事诗，如《异教徒》(1813)、《海盗》(1814)、《莱拉》(1814)，3、4年之内共写了6首,都以东欧、西亚一带为背景，都有一个富于叛逆精神、不惜与命运抗衡的主人公，都充满浪漫情调，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使得原来擅长于这类叙事诗的苏格兰作家司各特自叹不如，改而用散文去写历史小说。人们主要根据哈罗尔德和这些“东方叙事诗”的主人公而构筑起所谓“拜伦式英雄”的形象。
   拜伦巩固了他在诗坛的地位，然而在社会上却因私生活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1816年初，他那结婚才一年的妻子忽然离去，接着提出分居的要求，上层人士对他的攻击达到了高潮。他素来不喜欢英国上层社会的伪善和冷酷，现在又遭受毁谤，于是愤然移居意大利。
　在意大利他参加烧炭党的抗击奥国占领者的活动，在诗歌创作上也进入更为成熟的时期。
   首先，他写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3、4两章(1816、1818)。它们仍然是记游之作，只是地区转到了欧洲文明的中心，亦即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诸国，诗人的历史感增强了，对周围事物的兴趣超过了对个人身世的感叹，因此诗也写得更为深刻。这里有对于自由斗士的歌颂，也有对于风云人物如拿破仑的评论；关于滑铁卢战役前夕舞会的描写至今为人传诵，对于几位启蒙运动大师如卢梭、伏尔泰、吉本的追怀，给予诗篇以新的思想深度，而诗句也达到了艺术概括的新高度：
　　　　他精炼武器，笔里藏刀，
　　　用庄重的讥笑笑掉了庄重的宗教。
这类警句的增多不仅表明拜伦原是18世纪英国诗人蒲柏的崇拜者，而且预示他以后发展的方向。
　同时,他又在一个新的领域取得成就:诗剧。从1817至1824年的8年之中，拜伦完成了7部带有剧本性质的作品。一部是以主人公的名字命题的《曼弗雷德》(1817)。作者自称它是“戏剧性的诗篇”，写的是阿尔卑斯大山深处古堡中的一个神秘人物的最后日子。他有广博的知识，能够呼唤精灵，然而却只求速死，因为他犯了道德上的大罪，曾经造成了最爱的人的死亡。换言之，他并非浮士德，而仍然是一个拜伦式英雄。另外两部是中古“神秘剧”的仿作，其中《该隐》（1821）一剧利用了《圣经》中该隐杀弟的故事，但把重点放在对上帝的指摘和嘲笑，因而剧本出版之后，引起了教会人士的激烈反对。该隐是一个叛逆者，但并不意气用事，他认为人既有了